-----艾丰院长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艾 丰
首先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感谢！特别是王主席百忙之中出席今天的会议，还有两位顾问，厉以宁先生和高尚全先生。他们能够参加今天的会，我非常感动。我现在的心情一个是很激动，一个是很紧张，或者是用龚丽娜的歌名说，是很《忐忑》。
我心情很激动的原因是什么？是我的一个愿望从一个角度实现了。这就是我们这么多有思维、有智慧的人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发挥的平台。刚才说，是首家也好，不是首家也好，反正我们是一个新体制，我们是一个无主管的研究机构。
过去所有的研究机构都是有主管的。有主管的研究机构有好处，有后台给它撑腰；但是有主管的研究机构也有坏处，什么都要听主管的，不听它的就把你免了。我们这样一个无主管的机构，可以使我们独立思考的能量更好地发挥出来。所以这一点我可能稍微夸张一点。大家不要认为有“艾丰”俩字这就是艾丰的，这是大家的。一定要认识到是大家的。大家的智慧在这样一个平台可以更好地发挥。我搞过“中国质量万里行”，搞过其他的机构，但是最后结果都到这一关卡住了。因为要长期办下去，一定有一个主管。一有主管，这就发生问题了，主管和你想的东西不一致，但是你又要听，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虎头蛇尾，到最后越来越不行了。现在办这个研究院，也是吸取了我经历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下决心干的一件事。
现在改革开放的形势比以前好多了，这个方面的政策也放宽了，民政部门就批了这么一个无主管的单位，所以这是一个很高兴的事，也可以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希望大家首先是支持，然后加以利用，这是我高兴的一个方面。
忐忑的方面是什么呢？是这个名字叫“艾丰经济发展研究院”。我觉得我的资格根本就不够，无论声望、无论什么都不够。用我自己名字搞个研究院，我内心感觉会很讨嫌，说这个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吃几碗干饭。我觉得厉老搞个研究院可以，高尚全搞研究院也可以，但是艾丰搞了一个研究院，他算老几啊？但是没办法，我想注册经济发展研究院，民政部门不给注册，想注册北京经济发展研究院，人家也不给注册，就非得搞一个名号。如果随便像起商标似的起一个，人家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退而求其次，把“艾丰”弄进去了。我很紧张，为了把这个事办成，我也厚着脸皮答应了。鼓励自己的思想是什么呢？如果有人骂你，说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那么也好，你就为中国改革做了点贡献。你先做了，后来再做就不骂了么，是不是？我说这个意思是心里话，我今年75岁，还没糊涂。但是有些事，是我多年想的一句话，现在印证了：“人都有选择的理想，但是从来没有理想的选择”。任何选择都是现实的选择。所以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就只能这么选了，把这个讨嫌的名字放到院里去了。所以希望大家原谅，当个符号算了。公共平台用什么符号不是太重要，这样我们就做起来了。以后如果有机会有更好的，咱把它改了，那是将来的事，现在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是体制的限制。
今天的座谈会是“话改革，谈创新，谋发展”。我觉得从改革的角度，关键是两个中心：一个是勇气，一个是智慧。没有勇气改革是不可能进行的，因为改革比较复杂，特别是进入深水区之后。同时，它跟试验室做的改革不一样。试验室做的改革往往是可预测，起码是可控的。而改革产生的是什么效果？往往是不可完全预测和完全可控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推进改革没有勇气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智慧更重要。为什么智慧更重要？中国目前的改革难在哪里？从一个角度说是难在问题的复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是难在智慧不够。不管多复杂的问题，只要你有智慧也会迎刃而解；不管多简单的问题，你的智慧不够甚至是错误的思维，也会搞不下去。反过来，你有充分的智慧，又可以提高你的勇气，这就是陈毅当年说的“艺高人胆大”。因为看不清很多事你就不敢做。如果你看得很清了为什么不敢做呢？所以我说这个勇气和智慧之后，把这个重点落在智慧上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搞智库的原因。
我常想，比如说房改，房价高得不得了，采取很多措施都无效，我认为是智慧问题。什么问题？我判断就是一条腿和两条腿的问题。1998年房改以前，中国的房子是一条腿，只租不卖。1998年房改以后，中国的住房还是一条腿，只卖不租。让我们一个人永远是一条腿站着你怎么能站得好呢？人应该两条腿站着，这是基本的智慧。但是我们的政策违背这个基本的智慧，所有住房的人都必须要买房。你想想，这个刚性需求有多大？刚性需求过大，就刺激了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然后其他的股票什么的都没戏，最后赚点钱都买房子，又变成了保值需求。四种需求冲击房价谁能把它拦住？谁也拦不住。现在我们没有抓到这个要害，弄些经济适用房、经济保障房，没有把租房这条腿补上。这个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智慧。这个问题你看透了没有？你没看透，用那么多办法有什么用？
当然，我这是举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的《智慧的钥匙》一书提供给大家看看，里面讲到类似的许多问题。我认为，中国无论是哪一方面，特别是改革和发展方面，关键在于智慧，需要各种智囊机构。官方办的智囊机构特别好，因为它直接为政府和党委服务，但是从这么多年新闻工作角度看，缺乏一种超脱的机构。因为屁股指挥脑袋这是现象又是规律，坐在什么地方就说什么话，它是个规律。我在八十年代提倡咨询机构智囊团，当时我跑了各个部委的研究机构，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不是这些人不聪明，不是这些人没智慧，而是屁股决定脑袋往往压缩了智慧。所以除了这些研究机构起重大作用之外，需要我们向这类机构敲敲边鼓。我不想把我们的目标、作用说得太大，但是尽一点拾遗补缺的作用还是可以的。厉以宁先生和我和石军给中央就关于城镇改革写了一个报告，好多领导都批了，对我们的意见都给予很充分的肯定。这就是我们从一种比较超脱一点的角度提出来的问题，可能有可取之处。咱们院现在也不是空手了，有点成果了。有本书出版了，有份报告中央领导批了，起码有这么两件成果了，我们就增加信心了。历老、石军和我准备推出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系列丛书，让实际操作的人能够有所利用。这是我的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