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丰经济发展研究院顾问、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厉以宁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关于城镇化的进一步思考”。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在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当中,没有一个是把硬性的增长率指标当成奋斗的目标,都改了,都改成什么呢?都改成用预测值或者是预期值作为增长率的指标。
如果不改的话,仍然用增长率作为指标,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而且对城镇化也是不利的。比如说定了增长率是百分之几,7%或者是8%,定了指标以后,中央到各部委到地方都紧紧记住我们的指标是多少。这样的话虽然增长率可以完成,但是往往效果不好,没有充分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针。有了以后容易形成一种现象,因为我已经定了这个指标是完成7.5%或者是7.8%等等,地方还不一样,有的比这个还高,所以你既然宣布了,我就一定要完成它,在完成的过程当中就很可能造成强迫命令,行政干预为主,甚至会出现新一轮的产能过剩,新一轮的为了实现目标而做出的生态环保方面的牺牲。
另外,这样一种增长指标定为目标的话也不科学。因为经济形势在变,如果你用一种硬性的指标作为我们增长争取达到的或者是必须达到的指标,我们的工作会很被动,而且又会出现宏观经济增长的大摇大摆、大起大落、大飞大降这样的现象。所以根据这样一种考虑,许多经济学家也包括我在内,一再的呼吁要改为用预测值作为目标,我们预测明年的经济增长可能是多少,这就是预测,预测并不是一定要完成,我可以争取,形势变了我就可以变,每个季度做调整,预测值太高了,根据情况可能要降低,这样才能主动,而不是被动的,也不会造成很多损失。
我们知道路径依赖是经济学里的一个大问题。人走老路走惯了,走老路已经适应了,你让他走一条新路,他可能会说过去没有这么搞过。这个路径依赖对我们的经济是有影响的,要克服走老路的习惯,这个是新的,也是全世界各个要素下经济发展的需求。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低了怎么办,要维持那么高的增长率,9%到10%,甚至是10%以上,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可能再恢复到那样的地步,经济会逐渐的按照转入正常的轨道,所以预测值有利于我们经济回归到正常的途径上。比如说如果长期能保持6.5%以上就不错了,能够完成7.4%挺好的,全世界都少有的。所以这样的话不一定要用增长率作为硬性的指标和目标定下来,这就把大家全捆死了,我们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来。
到现在为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各级领导一定要心中有数,懂得什么呢?我们的实际增长率,比统计局实际公布的增长率要高。
为什么比它高呢?我举几个例子。第一,农民盖房子,在发达国家都是计入GDP的,在中国从来不计,农民自己盖房子,他村里帮穷人盖房子都不计入的,在都不计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没有计算的。第二,农民通过义务劳动性的兴建一些公共设施,比如说在村里修桥、修路,再譬如说在路边盖一个凉亭,或者在湖南西部的山区看到冬天盖取暖房给走路的人烤火,这些都不计入GDP。第三,农村出来到城里当家庭保姆、月嫂和奶妈的,这些都不计入,这些在西方国家都计入的,当你和你家里保姆结婚以后GDP要下降,但是在中国从来是不计算的。第四,个体工商户实际上他的营业值肯定比这个要多,不会比这个少。所以以上所讲的这一切,我们可以计算的很清楚,对于中国实际的GDP而言,不会比现在统计的少,以前都不计入,现在突然计入了。我们心里有数,我们一年比一年多,农村盖房子,城镇化过程当中盖那么多房子,计入GDP了吗?农村的农民修桥补路公共设施的建设一年比一年多,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农民出来当家庭保姆的、当月嫂的都在越来越多,而且收入增幅比较快。
再比如说个体户,个体户的量和他缴的税在下降,实际上这是不真实的。再讲一句,我们国家民营企业的产值已经占到一半以上已经高达60%,而国有企业少,年终统计的时候国有企业它可能有虚报的收入,因为虚报可以增加自己的政绩,但是虚报不会太多,虚报太多会露馅,但是民营企业不会这样多报,它能少报就少报,实际上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民营企业都少报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的多报。
我们对这种心中有数了,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增长率不会下降,因为还有另外一起没有统计进来。
这样的话我们的想可以改变,怎么改变呢?就是在今年的城镇化建设中,一定要解决就业问题,能解决多少尽量解决多少。新农村建设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实事求是的讲,不要再追求浮夸之风,追求浮夸之风对我们城镇化是不利的,我们心中有数对我们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假如说我们的经济改成预测值,我相信我们的城镇化也会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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