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永平 | 清明悼艾丰 德品垂范长

清明悼艾丰 德品垂范长

文 | 冉永平

2020.4.3

       马上清明了。再过十来天，就是艾丰先生的生日。往年，这正是我们开始谋划先生生日聚会的时候。这一聚会从1996年先生58岁生日开始，一直持续了23年。而今年，斯人已去，加上疫情，几位老友也天各一方，所以恐怕连聚在一起纪念一下的机会都难找，想来心里不免酸楚。

       先生走后，一直想写点文字，但因为对先生的情感总是化不开，浓到想起来就会心疼、就会泪目，所以总想等伤口愈合、心态平复了再动笔，就一直拖到现在。

       庚子大疫，天灾人祸，这个清明注定非同寻常。就借这一特殊时刻，写下这些早想写的文字。因为要记录一段历史，所以请原谅我的琐碎。

艾丰先生

最后日子

       2019年5月20日下午5点，我开车回家途中接到先生女儿艾冬云女士的电话，她焦急地问我是否和先生在一起，并告诉我先生19日中午离开万寿路的家，去昌平的王府农场就没有回来，打手机也没人接。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因为那几天，我总感觉心神不宁，觉得要出事。我告诉冬云，我和先生18日上午一起打球，中午分手后就没再见面。她告诉我，因为手机没人接，她丈夫张旭已经去王府农场一探究竟。

       一到家，我马上给师母苏阿姨打电话，苏姨也是充满焦虑，正在安慰她，冬云的电话来了，哭着告诉我，张旭发现先生倒在了王府农场自家的院子里，人已经不行了。

       撂下电话我和妻子就驾车从大兴往昌平赶。妻子驾车，我在路上开始通知先生身边最亲近的人，包括远在青岛的大师兄王清宪。路上冬云又来电话，说先生已经被送到附近医院的太平间，让我们直接去医院。

       我赶到的时候，先生的遗容正在整理。不一会儿，先生被推出来，像睡去一样，神态安详。

2019年5月19日中午手书字条，艾丰先生生前绝笔

       我们还原最后那天的大致情景应该是：5月19日中午饭后，先生给睡午觉的苏姨留了字条，说去王府农场修地下室，然后独自驾车前往。当天北京风大，阵风十级，不少一抱粗的树木都被刮断。估计先生在地下室干活蹲得久，下午四五点钟上来，被风刺激，晕倒在地。因无人发现，失去了抢救时间······

       当晚大约九点过，经济日报的领导和老干部处的同志也到了，大家一起商量后事，做了分工。弟子们则排班，轮流守灵。

       5月23日上午，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三任总理送了花圈，两任总书记打来电话慰问，自发到现场送行的北京各界人士上千人······先生后事可谓圆满。

5月23日，社会各界人士上千人到八宝山送别艾丰先生

一见如故

       说起来我和先生交往了整整27年。我和他的关系很难概括：从年龄，他是父辈；从职务，他是领导；从关系，我们又像朋友甚至像兄弟。所以，我和他应该是亦师亦友，亦父亦兄的关系，而且，以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长度衡量，我们甚至远远超过了父兄。

       我认识先生是1992年10月，那时候我和一些人策划了一个大型社会活动——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因为先生发起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非常有影响，所以我们慕名找到先生请求帮助。当时我28岁，而作为人民日报编委、经济部主任的先生早已是功成名就。但是，对我这样一个小字辈，先生没有丝毫的倨傲，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

       说来也怪，我第一眼见到他就一见如故，没有丝毫的距离感。后来我们交往越来越多，先生也在多个场合说：“人和人很奇怪，我和小冉就是一见如故，第一次见面我就喜欢这个小伙子。”由此也可以看出，人与人彼此的感觉是相似的。

       1993年4月，经过半年筹备，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活动正式启动，朱镕基同志写了开篇文章，而人民日报关于深入开展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活动的社论，则是先生亲自撰写。

       活动由范敬宜先生担任组委会主任，先生担任副主任。我则担任常务副秘书长，主要负责调研宣传的组织和协调工作，所以那段时间，我经常要到人民日报向先生汇报工作。

左起为作者、艾丰先生、王清宪、许宝健，摄于2007年6月5日，北京

       大约是1994年，在调研中发现，当时有九家冰箱厂生产的冰箱都叫阿里斯顿。和先生汇报后，他也觉得这是一个满有趣的现象，于是让我和首都经贸大学一位教授以及中央电视台几位编导一起去调研。回来后我向他做了口头汇报，他听后认为内容比较扎实，可以动笔。

       这篇文章是我和先生第一次合作，因为首次和他这一级别的大家合作，我写的格外认真。第一稿出来后，先生认真看了一遍说：“不错，该有的都有了，我再给你提溜提溜。”经他一“提溜”，我才知道什么是大手笔，文章的厚度和力度马上脱胎换骨。那一年我刚好30岁，和先生这样的高人合作，才让我知道什么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也让我一点点地改掉目空一切的毛病。

       这篇文章因涉及到改革开放以及竞争与重复建设的关系，发表后引起广泛反响。于是，先生又布置写了《再评阿里斯顿现象》。这回的初稿，先生比较欣慰：“孺子可教，不用提溜了，再帮你紧凑一下就行了。”

       经过这两篇文章的合作，我们彼此都觉得很愉快，可能也是觉得我还值得教化，所以1995年，先生问我愿不愿意来人民日报工作，而对于喜爱新闻写作的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1995年夏天，我去找他汇报工作，他突然问我，你怎么还没办完调动手续？我说没人通知我办呀！先生感觉奇怪，马上抄起电话问人事局。原来，因为我不是党员，按规定不能调入。后来，为了我的调动，先生专门找了主管社长，费了很多周折，1995年10月，我才正式调入人民日报工作。

       关于这一段经历，我在《平常道》一书中曾感慨：像先生这样，不图任何回报，费时费力地去帮助一个刚认识三年的年轻人，一般人很难做到。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多年以后说起来，他反而说：“我对小冉没有帮啥忙，可他却总念我的好。”这恐怕就是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的境界。

成为至交

       到人民日报上班的第一天，我到先生办公室报到。我给他点上烟，我俩对抽起来。我发现，这是我认识他三年来，第一次和我说话开始措辞：“小冉，你今天第一天上班，我要给你说说经济部的规矩，经济部之所以大家能比较心情舒畅地工作，就是因为讲先来后到，我们不能用新人压旧人，否则风气就坏了。”

       我马上明白了先生的用意，他一定是认为我到人民日报想解决个职务啥的。所以我打断他的话：“艾老师，您不用多说了，我之所以想来人民日报，就是想当一个好记者，其他的事一概不感兴趣。我和您做三点保证：第一，我在人民日报不想当官，现在不想，将来也不想；第二，不争职称，啥时候没人申报了我再申报；第三，我有住房，房子也不用报社解决。”之所以表明这三点，是因为我很清楚，体制内除了上面这三条，就没啥好争的了。

       听我如是一说，先生释然：“那我就没有心理压力了。”多年以后，先生和我说起这次谈话，他说：“因为咱俩感情好，我若破例照顾你，会让别人有意见，于你也不利。不照顾你，又怕你心里不舒服，所以就把丑话说在前头了。”

       从那次谈话起，我和先生的距离更近了，甚至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

       有一天下班前，我到他办公室聊天：“您明年可就58了，七上八下，您认识那么多中央领导，再不找找人，这辈子副部就没戏了。”先生说：“小冉，你还是不太了解我，你看我和那么多领导都认识，见面也都大大咧咧的，但是真让我为个人的事情开口，我拉不下脸来，这辈子就是学不会为私事开口求人。”

       这二十多年交往下来才发现，先生这话的确没错：他可以为别人的事去找人、求人，比如，当年他当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时，一位未婚的大龄女同事因没有结婚而没有分房资格，他会找到房管部门去拍桌子，但是为了自己的事，无论大小，他都不向人开口。比如，他先后有三任秘书，兼职的几个机构也都为他配了司机，但他家里的事情从来不去麻烦秘书和司机，包括送夫人带流浪猫狗看病，都是他自己开车去。每次说起来，他总说，等我哪天开不动了再麻烦你们。

       他身为副部级干部，有很好的医疗保障，但多年来，他几乎没有去过协和医院的干部病房，生前咳嗽了快一个月，也是自己买点药吃，没有去医院。难怪在八宝山送别时，经济日报老干部处的同志讲，我们每次问艾总有啥需求，他都说没事，从来不麻烦我们，如果领导都像艾总这样，我们老干部处就没事干了。

       好在苍天不负，1996年4月，拉不下面子找领导的先生还是调入了经济日报，并很快担任了总编辑。

       没有了上下级关系，我们相处反而更加轻松自在。1996年4月15日，先生刚到经济日报，我和同样是先生调入人民日报的高云才一起在长城饭店的咖啡厅为先生过58岁生日，也是从那一年起，这个习惯一直坚持直到2019年，一年都没有中断过。

       先生退休后，我们的交往更多了，特别是在他70岁后，我开始拉他一起打球，这样我们每周都要在一起运动，感情日益深厚。

       这期间最难忘的是先生对我的两点教诲，对我后半生的影响巨大。

       一是包容。我属于非常重朋友情义的那种人，因此，对别人不那么重义的行为会看不惯。有一次，一位受先生恩惠很多的人，本来说好要陪先生外出，后来却因为要陪生意伙伴而爽约，我知道后很不高兴。先生却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小冉，你不能用自己的价值观特别是道德观来要求所有人，人与人交往是分层次的，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像你我这样交往，所以，你不能用道义去绑架所有人。眼里揉不进沙子的话，你的圈子就会太小，就会影响到事业。”

       二是宽恕。先生说，一个人一定要记住别人对自己的好，但要忘记别人对自己的不好，这样你心里才会多一点光明的积淀，少一点阴暗的积淀。

2010年4月15日，艾丰先生72岁生日为作者题写“入世脱俗”

       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文革时，诬告先生的人，后来也被打倒，专案组找到关在牛棚的先生，让他揭发当时诬告自己的这个人。但先生不仅没有报复这个人，反而告诉专案组：“你们搞错了，他虽然有缺点，但绝不是反革命。”结果，以德报怨的他反而被追加了一条包庇反革命的新罪。

       正是这二十多年和他的密切相处，他的身教和言教，让我慢慢打开了心扉，人也从一个桀骜不驯的愤青，逐步成熟起来。

       2007年，我的《平常道》出版，先生为我写了5000多字的长序，他在序中分析了我俩成为“至交”的原因：不是经历、业务、脾气，他归结为是我通情达理。他写到：“这似乎是很平常的评价，但细想起来，真正做到并不那么容易，真正做的好的人也不多，所以也是很高的评价。”其实，之所以做到一点他所说的“通情达理”，那也正是他这二十年来言传身教的结果呀。

老骥伏枥

       2011年，也是先生学生的吴新民大姐从工人日报副总编辑的位置上退休。2012年，我和先生共同的好朋友石军大哥也从甘肃调入北京，我们的朋友圈子更大了。

       2013年，我们成立了以先生名字命名的智库“艾丰经济发展研究院”，厉以宁、高尚全、詹国枢、刘顺达等先生也积极参与。智库成立后，开展了新型城镇化、创新体系和海洋战略等多项研究，其中许多成果得到了中央高层的高度认可。比如，由先生亲自执笔的将智慧海洋工程列为国家战略的建议，被中央采纳，智慧海洋工程也被列入了国家十三五规划。

2017年5月，艾丰先生为中船系统院题写“智慧海洋”

       自研究院成立以来，石军、刘顺达、吴新民等骨干成员，每年的“五一”、“十一”和大年初五，都要来我家聚会，每次都会长谈七八个小时，话题不离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建设。

       先生生前最后给高层的建议是如何防止决策偏差，虽然81岁高龄，但他对国家的关心没有一丝减少。他说，我们这代人永远放不下的就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怀，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出于这份情怀。这种理念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2018年4月19日，艾丰先生在艾丰经济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制造创新发展论坛”上演讲

       说起来也是缘分，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出差是我陪同的。4月下旬，我陪他去长沙，在长沙做了关于中美关系和企业如何应对贸易战的演讲，考察了一家电力行业的民企，并现场为企业做了咨询。也是天意，最后这趟差，我们分别值机，却坐在了一起。

       先生生前最后一次调研也是我和吴新民大姐陪同，他去世的前一周，我们一起去中国船舶集团系统工程研究院调研智慧海洋工程的进展情况。

先生生前见的最后一个家人以外的人还是我。5月18日，我俩一起打球，中午一起吃饭。吃饭时我们谈到的是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先生为此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感到忧虑。临别时，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既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怎么才能帮到他呢？”

       在先生的心里，永远是别人比自己重要，能够帮助别人，他会很开心。而他最怕的也最不愿意的，就是给别人添麻烦。

       一辈子不愿意麻烦别人，事事都宁可自己抗的艾丰先生，连辞世都选择了这种异于寻常的极端方式，不惊动任何人，甚至包括医生······

       当独自躺在他一生无比热爱的祖国大地上，当他高贵的灵魂升上天国的那一刻，先生或许可以骄傲地说一句：艾丰此生足矣！著作等身，万人景仰，功勋卓著。更重要的是，他这一生，真的做到了没有给别人添任何麻烦，有的只是孺子牛一样的奉献······

       艾丰先生，我们永远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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